本報記者 索寒雪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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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聯合主辦的“新時代立法理論與實踐系列講座”第五講成功舉行。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支振鋒教授在該講座中表示：“數字時代，整個人類都在更加綜合化、集成化，我國應該運用本國立法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更好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國內立法可以構筑經貿領域規則‘城墻’、強化國內法的域外效力，對國際貿易、科技和產業創新、國家安全、海洋和太空等全球競爭重要領域產生影響。”
支振鋒曾經從事多年的法理學研究，10年前開始從事互聯網，做互聯網治理、網絡法治研究，并參與多部法律法規制定。
“現在有一個趨勢，某些國家用數據安全作為借口，去打我們的高科技企業。”支振鋒說，“我有一個非常大的感受，人類到了數字時代之后，整個社會各個方面，就是綜合性和集成化越來越明顯，特別是數字技術本身，我們以前認為它是分布式的、扁平化的、分權的這樣一個構造，實際并不是這樣，數字技術前所未有地權力集中。”
支振鋒繼而從立法、構筑經貿領域規則“城墻”、強化國內法的域外效力、以本國法為基礎引領國際議程等多個方面深入研究立法影響秩序的相關機制。最后，提出優化國內發展環境、塑造國際經濟秩序、影響國際政治格局、贏得全球道義優勢等建議。
“我感覺到數字時代，不僅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綜合化、集成化，整個全人類也在更加綜合化、集成化，雖然脫鉤斷供，但是聯系越來越致命，而且一體化。” 支振鋒說，“因為思考數字技術，所以要思考信息技術給人類帶來的影響。”
他認為，每一次技術革命帶來產業革命，都會把人類推向一個新的時代，農業革命把人類從漁獵社會推到了農業文明，工業革命把人類從農業社會推到了工業社會，現在正在進行的數字文明或信息文明正在把人類推向一個新的數字社會或信息社會，每一次產業革命都會帶來巨大改變。我們會發現每一次產業革命一定會帶來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機制的變化，相應帶來法律的變化，工業革命之后才有國際法，工業革命之前只有國與國之間的法。
支振鋒說：“我們就在思考這種數字時代、這種信息時代，人類治理機制和法律會有什么樣的變化。”
他認為，中國法的世界時刻到了，中國法越來越具有更大的世界影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定會導致中國法產生越來越大的域外影響，國際法本身也要進行改造，要基于中國利益的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改造。”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于曉虹對支振鋒的觀點產生高度共鳴，她指出，支振鋒旨在尋求我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探討中國法如何更加深刻，這也預示著未來法學研究范式特別立法研究范式的基礎性的轉換。
她提出進一步提高我國的世界影響力的三個影響機制：“第一，在深化中國立法實踐認知的同時，創建我國法學知識體系，占領學理高地；第二，進一步參與到國際規則當中，廣泛聯系世界范圍內的法律共同體，拓寬中國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的世界影響，豐富我國的法律工具箱；第三，闡釋我國的立法體制在高效提供法律規制和法律監管手段、通過數字科技的方式回應民生等方面的顯著優勢，更進一步拓展中國的世界影響力。”
（編輯：郝成校對：顏京寧）
